中年丧夫，50岁蒙冤入狱，女儿被活活打死，63岁远赴美国活出精彩，她才是最后的贵族
她才是最后的贵族
文/晏凌羊
1
第一次看到郑念年轻时的照片，我惊呼：“真漂亮啊。”
郑念梳着高高的头，英气十足，有一瞬间我觉得她有点像奥黛丽·赫本。
民国的美人很多，但美得这样有气势的，却比较少见。我甚至觉得，美成这样的女人，如果不去当电影明星被万人欣赏，真是太可惜了。
我再次被郑念吸引，是因为看到她一张老年的照片。
依旧妆容精致，依旧美得扎眼。
自信、优雅、坦然、端庄，还透着一股高贵的沉静。
是的，就是沉静，是一种静水流深式的美。
大多数女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，难免会变得有点庸俗、油腻、精明、市侩，但这种感觉在老年郑念身上一点都看不到。
她依旧美，年轻时是出水芙蓉式的，老了以后是火树银花式的。
我那时想：“这样一个美了一辈子的人，一定会有一个相对顺遂的人生吧？”
可当我了解到郑念的故事的时候，用“佩服”二字已经不足以表达我对她的激赏。
2
郑念原名姚念媛，1915年出生于北京。
那时清政府已亡，北洋政府当权。
郑念就出生在北洋政府一个高官家庭，她的父亲曾在日本留过学。
她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一名名媛，看的是英文书，吃的是精致瓷器盛的饭菜，不知人间愁苦。
郑念一开始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，后来又在北平燕京大学就读。南开中学和燕京大学，都是当时中国的民校，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创办的，那时与北大齐名。
▲右前为郑念
1930年，15岁的姚念媛去了英国留学，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。
在这里，她遇上了一生挚爱——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。
“郎有情，妾有意”，两个年轻人迅速坠入爱河。
这位从来不缺高官、富商子弟追求的美女，就是看上了比自己大五岁、跟自己不那么门当户对的博士郑康琪。
1937年，等二人学成归国时，抗日战争已经爆发。
北方已经沦陷，两个年轻人只好去了相对安稳一点的重庆，郑康琪进了外交部工作，接着被派去驻澳长达七年之久。
郑念一路跟随。
国内战火连天，郑念和她的丈夫在悉尼度过了一段安稳而又美好的岁月。
1942年，两个人在澳州迎来了女儿的诞生。
如果这一家三口当时就留在澳洲，也许安安稳稳也能度过一生。只可惜，大概是太想念故土的缘故，这一家人于1948年回到中国。
当时，上流社会人士都往台湾、美国跑，他们似乎并没有感知到危险，选择了“反其道而行之”。
回国后，郑康琪则在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。
1949年，老蒋败走台湾，郑康琪夫妇选择了留在中国。也怨不得这对夫妻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，毕竟他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，且在国外待得太久，对国内形势可能不大了解了。
上海解放时，新政府仍聘留郑康琪任陈毅市长的外交顾问。郑念也带着女儿经由香港到上海，参与红色中国建设。
1950年，郑康琪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（壳牌石油公司）上海分公司总经理。
那时候，郑康琪居住在市中心绿荫中半遮半掩的三层小洋楼，有仆人数名，专门的厨师、管家，国内外银行都有存款，生活精致优裕。
郑念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，出门有车接送，喜好研究古玩，家里陈设全是明清时期的古董瓷器，朋友也以外国人居多。
她的英国朋友说，她家“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一方绿洲”。
而当时偌大的上海滩，保持这种“解放前”生活水准的不过十来户。
1957年，郑康琪死于癌症。
郑念为了纪念丈夫，随了夫姓，并改名为“郑念”。
接着，拥有海外求学、就业经验的郑念被聘为总经理顾问。
在今天看来，这都是一个非常令人艳羡的职业。只是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生活看似风光，实则危机四伏，因为一场浩劫即将到来。
3
1966年浩劫来时，郑念作为在外商公司就职过的“英国间谍”和腐朽资产阶级的代表，第一个被拉出来批斗。
同年8月，在红卫兵抄了郑念的家并没收其财产后，她被当作英国间谍软禁在家中， 9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。
郑念可能一辈子都没想过，人到中年自己会遭遇这样的劫难。
红卫兵抄家砸毁古董的时候，她用身体护住古董，想尽办法护住那些珍贵的文物。平反后，她把当时没被砸碎的古董捐给了国家。
在臭名昭著的“第一看守所”里，郑念被关押了七年。
七年里，她承受了不知道多少极刑、铐刑、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。
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，手铐深深嵌进肉里，磨破皮肤，脓血流淌，伤口撕肝裂肺地痛。
在自传里，对这段经历，她是这么写的：
那时候我觉得，无论我受多大的苦，绝对不能做假供。假如做了假供，好好好，不要打我了，我承认自己是间谍，这个案子就结了。但以后谁来为我恢复名誉呢？
在身体状况已经差到不行时，她担心自己因为神志不清而屈打成招，甚至自编了一套运动操。
她咬着牙，抬着头不屈服任何屈打成招的行为。
郑念能做到这样，确实让人觉得意外。这个从小养尊处优，结婚后又被丈夫保护得很好，几乎没有承受过一点苦难的人，在真正的苦难来临的时候，居然能如此“硬骨头”。
很多人在写到郑念这段经历时，都会说她很坚强不屈。不过，对这一点，我还是存疑的。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：郑念若是屈打成招，等待她的会是肉体的灭亡而不仅仅是折磨？
承受非人的折磨时，能不能熬过去，靠的不仅仅是信念，还有求生的意志和本能。
对于郑念来说，那会儿她还有最牵挂的人：女儿。
她想活着出去跟女儿相见。
4
一夜之间从天堂掉到地狱，变得一无所有，经历严刑拷打、非人折磨，这些对于郑念而言可能都不算什么。
郑念最痛苦的时候，应该是听闻女儿死讯的时候。
在看守所，看守员拿了一件她女儿的衣服给她，她不信女儿唯一的一件棉衣穿了六年还是新的，就猜到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没人告诉她实话。
她自己也不敢确定，不愿确定。
后来，郑念被诊断为子宫癌，看守所准备放她出去。
郑念坚持要迫害她的人承认她是被冤枉的，并向她道歉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这种诉求必然被置若罔闻。
1973年，郑念被无罪释放。
出狱后，她听别人说，她女儿是自杀的。她不信，秘密调查女儿的死因，最终发现，女儿是被人活活打死才扔下楼的，扔下楼是为了制造她跳楼自杀死亡的假象。
我初略算了下时间，她女儿死的时候应该只有25岁。那时，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。
活活打死？这是什么概念？
一个母亲听到自己的女儿被人活活打死，然后被扔下楼，而且早几年前就被人打死了，这又是什么概念？
我不知道郑念是怎么熬过来的，估计每一次呼吸都能给她带来透心彻骨的痛吧？
经过多方打探，她知道了杀人凶手的名字——胡永年，这位当年“上海体育系统造反总司令部”的“胡司令”。
郑念恨不能亲手把他给宰了，但没法做到。
1978年，浩劫结束，政府官员向郑念道歉。
1980年，早已失去了丈夫、女儿的郑念孤身一人，以去美国探望亲戚为由，拿到了出国的许可。
临走之前，郑念盯着公安局，希望他们能把女儿的案子弄清楚，结果后来郑念看到报纸，发现大运动期间迫害死了六个人的胡永年只被判了死缓。
郑念当时没有直接去美国，她先是从香港出境，到了加拿大渥太华，在那里生活了三年，最后才又来到美国华盛顿，从此定居下来，再没离开。
1996年，她在报纸上看到了凶手胡永年即将出狱，他的儿子儿媳等在监狱门口接走的消息，她很不忿。
我能理解这种不忿。流氓在运动中借运动的风头迫害人，把别人害得家破人亡，到头来却可以跟家人团聚，享受天伦之乐，而那些无辜死去的人，却永远沉睡在地底下了。
5
郑念出国时已经六十几岁了，但她很快适应了新生活。她独自生活在美国，买菜、做饭、洗衣甚至驾车。
1987年，72岁高龄的她，呕心泣血完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本书：《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》。
翻译成中文名，就是《上海生死劫》，是纯英文式写作，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，一出版就引起轰动（这本书在大陆已没有再版了）。
1990年，加拿大歌手Corey Hart在专辑《Bang！》中，专门写了一首钢琴曲《Ballade for Nien Cheng》向郑念致敬。
80岁时，她还精神抖擞地穿梭于各大高校做演讲，并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，以女儿的名字设立了“基金会”，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。
90岁时，她还出去跳迪斯科，开车去郊区郊游，并且结识了许多朋友。
她每天坚持做家务，自己做饭、洗衣、拖地，不愿意邻居把她当成老人来照顾。
2009年7月，郑念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热水烫伤住院，最后导致细菌感染，终致不治，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，享年94岁。
6
看郑念的故事，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几个细节。
第一个细节：
被抄家那天，三四十个陌生人忽然破门而入，在她家里乱砸一通。
郑念冒着被殴打的危险，用“可以去香港拍卖为国家赚外汇”的理由，保存下了家里明代的德化窑名家雕刻观音像、大青花瓷盆、顺德蓝白花瓶等数十件珍品。
她还帮助一名偷拿她戒指和手镯的女红卫兵打掩护，让小姑娘有机会把偷拿的东西“不着痕迹”地还回去，免于被同伴批斗的命运。
红卫兵还要拉走她的冰箱，她没有惊慌失措，而是吩咐厨师为她准备早餐，然后坐在厨房的桌子边，吃着配黄油和果酱的吐司，淡定地呷着咖啡，甚至还有心思告诉红卫兵小姑娘咖啡是什么。
精心呵护的家就这样被洗劫一空，她却镇静地对女儿说：
凡事总要往前看，不要往后看。想想那些古董，在属于我们以前，不知被多少人拥有过，经历过多少战争和天灾人祸。我们之所以能得到它，是因为有人失去了它。当它们为我所拥有时，我可以玩赏它们，现在，我失却了它们，就让别人去玩赏它们吧。人生本就是过渡，财产并不是最重要的。
第二个细节：
在看守所期间，郑念为了自保，不得不去温习语录，并且用这些语录来保护自己。
她爱干净，每天都用扫帚打扫屋子，有机会就洗澡，用借来的针线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，给贮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灰尘。
为了不让被褥被墙上的尘土弄脏，她把原本就不多甚至是吃不饱的米饭，每顿留有一些当浆糊用，然后将攒起来的手纸一张一张地贴在沿床的墙面之上。
看守员嫌麻烦，她就振振有词地背出毛主席语录：“以讲卫生为光荣，不讲卫生为可耻”，使得看守竟无言反驳。
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，有人好心劝郑念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，她坚决不从：“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，这实在太不文明了……”
在看守所被打得遍体鳞伤，郑念每一次如厕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，但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衣不遮体，伤了风化。
第三个细节：
1989年，《上海生死劫》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。
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，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，黑平跟尖头皮鞋，一头银发，很旧上海，以致程乃珊都感叹：“她是那样漂亮！”
就这样三个细节，我问过自己：倘若我和她处于一样的境况，我能做到吗？我觉得我很难。面对这么多的打击，我可能已经垮了。
人们讲起家境优越的人，往往会想到一个词“娇生惯养”“温室花朵”，可在郑念身上，我们看不到这些。
她的三观应该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定型，而那个时候她是优雅地站着生活的人，从来不需要跪着讨生活，所以她从小就知道：一个高贵的人，应该以这样的姿态活在这世界上。
郑念的所有表现，让我想起来一个词：贵族。
什么是贵族？西方的很多大哲学家、思想家提出过很多不同的看法，但它最核心、最基础的部分不是丰厚的物质、高高在上的权力，而是一种精神内核，也就是传说中的贵族精神。
贵族精神指的是哪些？
是自尊，是尊重别人，是讲规则，是“淡泊名利”。
个人的尊严比生命还要重要，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、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最核心的东西。
不管遇到什么困苦，郑念都保有作为一个人的自尊，不奉承，不迎合，不屈服，不向卑劣者下跪。不管自己处于何种境地，她也要保持作为一个人的优雅，这是她的自尊。
真正的尊重别人往往是建立在自尊之上的，一个人学会了自尊，才能真正地尊重别人。这一点，郑念也做到了。
在遭受批斗时，郑念注意保护偷窃者的自尊；在遭受牢狱之灾期间，她没有告发过任何人，甚至在那种形势下，她依然会为刘少奇说话，了解过那十年历史的人应该明白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，寥寥无几。
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，郑念拿出宪法，跟造反派理论；她自己没做过的事情，打死也不会承认。女儿惨死，她选择用法律来解决问题。
她不是没胆，不是圣母，只是讲规则，懂得“一码归一码”。讲规则，也是贵族精神的一种，于此相对应的是什么？是不讲规则、无法无天的痞子精神、流氓精神。
郑念的贵族精神，还体现在她淡泊名利。
被抄家时，她很淡定，视所有的财物为身外之物。离开上海前，她把所有自己抢救下来的文物捐给了这个曾伤透她心的国家。
到了晚年，她独自生活在美国，却没有变成守财奴，甚至还捐出了自己的稿酬。
我们可以试问下自己：郑念能做到的这些，哪一条我们能做到？
如果做不到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眼睛矍铄的老太太很令人钦佩？
在郑念的那本自传里，曾这样提到那场浩劫：
能否说，我们每个人身上，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？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、不堪一击的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。假若我还年轻，工人阶级出身，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，相信这是正确的，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？
你看，到了晚年，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，她也一点都不自大，更不着急着包装、炒作自己，为自己伸冤，而是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清醒，敢于叩问时代、叩问自己的心。
在那本书里，她还明确表达了1948年选择留在国内的后悔。
是的，如果那时候她选择离开，或许他们一家人会过上特别幸福的生活。
只可惜，历史和生活都不能“如果”。
那一场实实在在的现实，改变了郑念的人生，也让我们有机会见到了这样一个令人钦佩的女性。
当一个人享过福、吃过苦，经历活着的种种磨难之后，还能乐观地活下去，那么TA就是一名不平凡的英雄。
我们都该和郑念一样，享受得了温柔乡，也背负得起命运的蹂躏和打击，永远拥有着拥抱幸福、对抗挫折的勇气。
全文完
